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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十三四岁的我无拘无束、狂放、不断地惹事，拿打人家玻璃，把猫点燃扔到楼下，打架，什么都干过。吃冬天冻的北京的柿子，没钱，我把兜底下剪两个口，趴到卖柿子的三轮车上，一会儿拿俩、一会儿拿俩。每天做三棱刮刀，准备打架。天天跟人打架，同院孩子的家长老找我们家。上小学，住校时候，学生们每礼拜回家，必须给我带东西，不然就打。15岁，我去当兵去了，我爸给我钱坐火车到河南，我买了一张站台票上车，到河南又买一张站台票出去，把车钱省下来。当兵到兰州，一人发了一个红烧肉，发了一个皮弹衣，那时我就想跑，想支援越南革命，后来发枪了。这么到了新疆，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有一股冲动，一种脱离贫困的想法，越走越穷。当兵苦，一天四顿都是土豆，白面馒头，两顿玉米面。那时候我就把馒头压在底下，一次压10个放在军帽里头，中午他们吃玉米面，我还吃馒头，创新了，比他们有思想。

　　那时正好是改革的年代。我的专业好，商业经济，分到了北京市计划委员会的商贸处，管外汇、进口配额。我批过外汇、进口额度、商业设施，批过外资企业、股份制企业、地产。十几年来，我接触了十几个行业。我就以权谋知，每一个项目、每个事情要告诉我，告诉我钱从哪儿来、怎么运作、怎么赚钱。不告诉，批文就多等会儿。一年上千个批文，我学会了外汇知识、外贸知识、商业知识、地产知识、中外合资的知识、境外融资的知识、股份制体制改革的知识，十几类知识。我比别人早知道可转换债、基金、对冲基金、资本项下的可信用度融资。

　　92年的时候，那时我穿了一身红枫西服、一双破皮鞋，有人挤兑我是大陆表叔。我把跟着我的三个人的钱收回来，买一套真正的西服，买一双莲花牌的鞋，买一件衬衣，买领带，买一块浪琴手表，8000块钱，这样进入了资本市场。进入资本市场，风风雨雨，最惨的时候，我是要跳楼的。上市基金募集5.4亿现金，花了很多费用，到时间还差2000万，证监会规定差一分也不能上市。面对着维多利亚海，我站在酒店的顶层，想跳楼，实在是没辙了。这时一个电话来了，我的一个哥们，说我来支持你一把。这才完成了。

　　创业最惨的时候，我们只有一个亿的现金，大概分布在112个企业里头。那时候我发不出工资，请人吃顿饭都是觉得心里很紧张，拿一个大信封，里面放5000块钱，一顿吃5000块，心里挺难受。那时候我向人借一千万，我的朋友说刘晓光好自为之吧，我的眼泪很快出来了。之前在政府工作，曾调动几十亿的大钱，做商业以后，很惨。最有钱的是2004年，国家开发银行又给了我们172亿，这样大的资金，完全有能力构造产业带了，基础设施产业带，环保产业带，地产产业带和金融产业带。

　　国际化我们也走得很快，走到最后一步的时候，我提出国际思路，一步跨进国际化企业。谈判了大概13%的管理层，我们当董事长，他们当总经理，或者我们当总经理，他们当董事长，五年一轮换，如果当时这个企业做成了，是一个很伟大的企业，完全是国际化的市场。最后，证监会发了通知，这个合资有问题，这里面有五个上市公司，上市公司应该按照市价乘以90%跟它对价，美国人不干了，我们失败了。这是我们创业中的损失和闪失，当然还有其他机会的损失和闪失。

　　我在想，我60岁，估计干了别人120岁的事。我做过7个上市公司，做了很多融资的活动。这种激情我一直保持着，今天还保持着。我脑子里老想着我还是40多岁，还是想干这个干那个，还有雄心壮志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由于过去的教育背景，也可能由于过去我自身向上的、激情的因素。我觉得人的生命很短暂。要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做得更好，更完美。我想一个人一生可能一共是一万多天，我们的人生只剩下三四千天或者四五千天了，每一天都要利用好。